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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檢索範圍: 陔餘叢考 |
| 條件: 提到「宋書」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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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卷七》
1  | 《齊書》書法《齊書》於宋、齊嬗代之際，備書宋帝禪位策文一道，璽書一道，齊高帝固辭，宋王公以下固請，高帝乃許。既即位，封帝為汝陰王，築宮丹陽，行宋正朔，上書不為表，答表不為詔。是年五月，汝陰王殂，追謚為宋順帝，終禮依魏、晉故事，略無篡奪之迹。蓋當時國史原本本是如此，且有沈約《宋書》為成式也。然於順帝遜位時，猶書是日帝遜於東邸，備羽儀，乘畫輪車，出東掖門，問：「今日何不奏鼓吹？」以見順帝之禪，皆齊之所為，而順帝初不知者，此尚存微意也。其書齊明帝之弒海陵王云：王有疾，帝數遣御師占視，乃殞之。則更為直筆。蓋子顯本齊宗室，其於明帝之篡逆及戕害高武子孫幾盡，固不無隱恨焉，故特書以著其惡，非刻也。至齊和帝之禪梁，則書帝車駕自荊州東歸，禪位於梁王，夏四月禪詔至，皇太后遜於外宮。梁王奉帝為巴陵王，宮於姑熟，行齊正朔，一如故事。戊辰薨，年十五，追尊為齊和帝。亦絕無一字涉於篡奪。按《南史》梁武初欲遷帝於南海，沈約以魏武「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」為對，乃遣鄭伯禽進以生金。和帝曰：「我死不須金，醇酒足矣。」乃飲酒一斗，伯禽就而摺焉。《齊書》乃全諱之，蓋子顯是時方為梁臣，自不得不如此，固無足怪。獨其於宋臣之懷貳於齊者，亦一一諱之，殊屬無謂。如王儉於齊高帝未建國之先，早說以」功高不賞，以公今日地位，不可復為人臣「，并代為游說褚淵等，以成禪位之事，見於《南史》者甚詳，而《齊書·儉傳》毫無一字。其於宋臣之不忘故君者，亦并諱之。崔祖思當齊高輔政，廷議將加九錫，祖思曰：「君子愛人以德，不宜如此。」高帝聞而不悅。王琨當順帝遜位時，攀車慟哭曰：「人以壽為歡，老臣以壽為戚。既不能先驅螻蟻，頻見此事。」嗚咽不自勝。事亦皆見《南史》，而《齊書》祖思及琨傳一概不敘。袁粲死而褚淵佐命齊朝，當時民間有「可憐石頭城，寧為袁粲死，不作褚淵生」之語，《齊書·淵傳》亦不載，甚至《淵傳》論謂「恩非己獨，責人以死，斯人主之所謬，世情之過差也。」則更明言身事二姓，本屬時勢當然，而無可議矣。此則子顯之顯然悖謬，蓋因己亦以齊臣仕梁，若於此等處直筆褒貶，則己益置身無地，故為諸臣諱，正以為己諱也。 |
《卷八》
| 1 | 《南、北史》原委《南北史》原委見於李延壽自序：其父大師，少有著述之志，以宋、齊、梁、陳、魏、齊、周、隋南北分隔，南謂北為索虜，北謂南為島夷，其史皆詳於本國而略於他國，欲仿《吳越春秋》體編年紀之。客於侍中楊恭仁家，有宋、齊、梁、魏四代史，因漸次編輯，未畢而歿。延壽欲繼先志，適在顏師古、孔穎達下佐修各史，因得齊、梁、陳等五代舊事目所未睹者，合之家中舊本，參訂編次，尚多所闕。貞觀十五年，令孤德奏延壽同修《晉書》，因復得入內府勘究宋、齊、魏三代之事。十七年，褚遂良又奏延壽佐修《隋書》「十志」，因益得披尋校勘。時史局中梁、陳、周、齊、隋《五代史》已就，以「十志」未成，故未頒行。延壽不敢使人抄錄，乃手自繕寫，又於此正史外參考雜史一千餘卷，然後成書，前後凡十六年。既訖事，呈令孤德閱畢，始表上之，時已在高宗之世。此《南、北史》始末也。按延壽修史時，沈約《宋書》。蕭子顯《齊書》、魏收、魏澹兩家《魏書》，皆已流布。梁、陳、周、齊、隋五史且未頒行，而延壽同在纂修之列，故得抄錄，以為底本，而參考雜史以成之。刪去蕪詞，專敘實事，大概較原書事多而文省，洵稱良史。然其中增刪亦有不同者，今以各原書核對，延壽於宋、齊、魏三史刪汰最多，以此三史本蕪雜太甚也；於梁、陳、周、齊、隋五代則增刪俱不甚多，以此五史本唐初名人所修，延壽亦在纂輯之列，已屬善本故也。 |
《卷十》
| 1 | 《新、舊唐書》書年號各有得失各史遇一歲數改元之年，書法不一，有以最後所改之號冠於歲首，而其下仍按月書明所改號於每月之下者。顧寧人謂司馬溫公《通鑒》創為此例，非也，乃溫公仿宋子京《新唐書》，而《新唐書》又本之李延壽《南、北史》耳。唐以前各史，凡一歲改元者，皆以下詔之日為始，按月順書。如陳壽《魏志·三少帝紀》上書嘉平六年十月庾寅，下書正元元年十月壬辰，《吳志·三嗣主傳》上書太平三年十月己卯，下書永安元年十月壬午。沈約《宋書》前廢帝即位之次年書改元永光，八月書改元景和，十一月被弒，明帝即位，書改元泰始。劉句《舊唐書》中宗即位，正月書改元嗣聖，二月武后廢之，書改元文明，九月書改元光宅是也。此最為得實，然亦有不明析者。即如唐高宗顯慶六年三月改元龍朔，是年既以六年書歲首，而三月以後即為龍朔元年，故次年歲首即以二年起，竟似六年之後繼以二年，幾令閱者不甚了了。《南史》、《新唐書》、《通鑒》以最後所改之號書於歲首，誠足以醒眉目矣，然又有窒礙而難行者。如宋前廢帝永光元年，正月以下永光也，八月以下景和也，十一月明帝即位，泰始也。若以最後所改之號冠於歲首，則是歲即應書泰始元年。然其時廢帝尚在，明帝未立，何得抹煞一帝？故《南史》以廢帝後改之景和書於歲首似矣，而十一月以後則另書泰始元年，不幾於以一年作兩年乎？《南史》又懼其如此，乃於泰始元年之下書云：是歲即大明九年也。大明孝武年號，止有八年，並無九年。《南史》即欲醒眉目，只應書是年即景和元年，乃虛架以大明九年之號，不亦誣乎？《新唐書》則并不嫌抹殺一二帝，以曲就其成例。即如睿宗即位之歲，五月以前中宗神龍年號也，六月韋氏弒中宗立少帝重茂，改元唐隆，則少帝號也，七月少帝被廢而睿宗立，始改元景雲。則景雲以前尚有中宗、少帝二君，何得盡行抹煞，而預書景雲於歲首乎？究不如舊史書法為正。若恐所改年號不見歲首，如唐高宗顯慶、龍朔故事，本年既以六年起，次年又以二年起，不見年號，恐閱者疑誤，則不如每年歲首皆書年號，則斷不慮其瞀目矣。 |
《卷二十》
| 13 | 楊桓《傳國璽考》之誤傳國璽始末見於《輟耕錄》載元御史中丞崔所記。至元三十一年，世祖既崩，將迎皇太孫即位。適有國王速脫真以玉出售，與御史楊桓見之，知其為秦璽也，遂獻之，桓并考其始末曰：楚以卞和所獻之璞琢成璧後，求昏於趙，以納聘焉。秦昭王請以十城易之而不獲。始皇併六國始得之，命李斯篆其文。玉工孫壽刻之衛宏曰：秦璽，藍田玉所刻，文曰「受命於天，既壽永昌」。《太平御覽》亦以為藍田玉所刻。二世子嬰奉璽降漢，漢祖即位，服其璽，因世傳之，謂之傳國璽。後王莽篡位，璽在長樂宮王太后所，莽使安陽侯王舜迫取之。太后怒，投璽於地，璽遂歸莽。及莽敗，商人杜吳殺莽，不知取璽，校尉公賓得璽，獻於更始。赤眉殺更始，立盆子。盆子降光武，璽歸光武。獻帝時，董卓作亂，掌璽者投於井。孫堅討卓，得於井中。袁術奪於堅之妻。術死，荊州刺史徐ギ聞帝在許昌，以璽送之。帝遜位，璽歸魏。常道鄉公禪，璽又歸晉。懷帝遇劉聰之害，璽歸聰。聰死，歸曜。曜為石勒所滅，璽入於勒。勒滅，入於冉閔。閔敗，其將蔣幹得之。晉征西將軍謝尚購得之，以還東晉。自後宋、齊、梁、陳皆相傳。及隋滅陳，璽入於隋。隋亡後，蕭后與太子正道並璽並入於突厥。唐太宗以寶璽未獲，乃自刻玉曰：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。」貞觀四年，蕭后與正道奉璽歸，乃復入於唐。朱溫篡唐，璽入於溫。莊宗定亂，璽入於後唐。及廢帝從珂自焚，璽遂不知所在。至宋哲宗時，咸陽民段義獻玉璽按此璽李公麟以其玉色正青，是秦藍田玉，其篆法真李斯所為，乃定為真秦璽。及徽宗為金所虜，寶璽皆入於金，共璽一十有四，內青玉傳國璽一，其色正與今出自拾得家者相同，知宋之南遷二百年無此寶璽也。今適當皇太孫將正位之時，而此璽應期而出，實為符瑞云。桓之論如此。按秦璽自冉閔敗後，閔將蔣幹守鄴，乞師於晉。晉將戴施入鄴助守，知璽在乾所，乃譎得其璽，使何融以迎糧為名，出城潛送征西將軍謝尚，尚即以三百騎送建康。見《晉書·載記》及《謝尚傳》。此璽歸東晉之明證也。然《通鑒》姚萇之擒苻堅也，從堅求傳國璽，堅罵曰：「璽已送晉，不可得也！」是時冉閔死未久，璽已為謝尚所得，歸於晉矣，萇豈不聞之，何又向堅求璽？劉定之謂：閔亡後，鄴入於慕容燕，當是苻堅滅燕，又得之，而謝尚所得者，或晉人飾詞，以解白板天子之誚也。則謝尚所得璽尚未可知也。又《南史》：宋武帝克長安，擒姚泓，收其彞器及秦始皇玉璽送建康。而沈約《宋書》不載獲璽一事，但云收其彞器土圭之屬而已。豈以謝尚已獲璽於晉時，疑宋武所獲非真，故不復敘耶？然《北史》魏太武於鄴城毀佛像，中得二玉璽，文皆「受命於天，既壽永昌」，其一旁刻「魏受漢傳國璽」，則璽更似在北，而求未入南，謝尚之所得，真偽益未可信也。即尚所得冉閔之璽果真矣，《南史》侯景之敗，以傳國璽自隨，使趙思賢掌之，曰：「若我死，則沉於江，勿令吳兒得之。」思賢過京口，遇盜，棄之草間，至廣陵，以告郭元建，元建取之，使辛術送鄴。而《北史》載辛術既送璽至北齊，文宣帝以告太廟，則此璽又入於北齊，而陳、隋兩朝俱未嘗有也。今楊桓云：歷宋、齊、梁、陳、隋皆相傳，及隋滅而蕭後攜以北，至貞觀四年復入於唐，不知何所據。此不過欲隱約其詞，以見此璽自唐而梁而後唐而石晉及從珂自焚後遂不知所在，而宋哲宗時段義所獻者即是此物，乃徽宗北行璽入於金，而今拾得家所藏，乃國初滅金時所得，可信其為真秦璽耳。不知《五代史》田令孜為蜀監軍，盜唐傳國璽入於蜀而埋之，後王建將稱尊號，有歐陽柔得之以獻，此一璽也。黃巢破長安，魏州僧傳真之師得傳國寶，藏之，後唐莊宗將稱帝，適傳真以之來獻，遂即位，此又一璽也。莊宗將入汴，梁主惶懼，置傳國寶於臥內，忽失之，已為左右所竊迎唐軍矣，此又一璽也。則是時蜀、魏、汴一時已有三璽矣。無論秦璽已不存，即存亦不知孰為秦璽也。又《通考》：後唐末帝自燔時，以傳國寶隨身共焚，是以晉高祖別製一璽。開運末，耶律德光入中國，少帝遣其子延煦送璽。德光訝其非真，少帝上表，具述始末。德光歸，攜以出塞。則後唐之傳國璽已隨從珂自焚，而晉璽又已出塞矣。金初滅遼時，金主意璽在遼主延禧所，延禧訴以兵敗失於桑乾河。則遼之傳國璽又已沉沒矣。《金史·宗望傳》：宗望追遼主，盡獲其妃嬪并傳國璽，獻於行在。金太祖置之懷中，恭謝天地。不知此又是何璽？意遼主所謂失於桑乾河者，即此璽耶？然金主既得之於宗望，何又疑璽在延禧所？此不可解也。又《金太宗紀》：天會三年，斡魯獻傳國寶，而宋哲宗時段義所獻玉璽，及徽宗所製定命寶，亦俱為金所擄。然金之亡也，金主守緒以傳國璽自殉，焚於幽蘭軒。此所焚者，未知宗望所得之遼璽，抑或破汴時所得宋哲宗時段義所獻之璽耶？然亦已焚於幽蘭軒矣，則楊桓又何由知拾得家所出之為真秦璽耶？按王莽建國時，使王舜逼太后索傳國璽，太后怒，抵之地，遂缺一角。及漢獻帝禪魏時，魏用隸書刻其肩曰「大魏受漢傳國之璽。」後由劉聰入於石勒，勒又刻其一邊云「天命石氏」。此見於史傳及《寶璽篆文圖說》，歷歷可考者。是以宋徽宗驗段義所獻，檢無螭角無缺而疑其非真。即楊桓亦謂：今璽背皆刻螭形蟠屈，凹凸不齊，無地可置字。則桓亦自知其非真也。蓋歷代各有，製造不同，傳聞亦異。《漢書註》衛宏曰：秦璽是李斯所篆，文曰「受命於天，既壽永昌」。而《晉書·康帝紀》及杜佑《通典》皆云秦得藍田玉為璽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壽昌」，則二說已不同矣。《後漢書·輿服志》註：孫堅所得璽，文曰「受命於天，既壽永昌」，《晉陽秋》謂蔣幹所得為謝尚送於晉者，文曰「昊天之命，皇帝壽昌」。徐廣曰：傳國璽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壽昌」。則三說更不同矣。蔡京等講議玉璽官十三員合奉云：「皇帝壽昌」者，晉璽也；「受命於天」者，後魏璽也；「有德者昌」，唐璽也；「惟德允昌」，石晉璽也。《大學衍義補》又云：「受命於天，皇帝壽昌」者，東晉所自刻也。太元之末，得自西燕，歷六朝至隋者，乃慕容氏所刻也。開運末沒於耶律，後為金人所有者，則以「受天明命，惟德永昌」為文，乃石晉所刻也。楊桓之論亦曰：北齊所刻者，文曰「受命於天，皇帝壽昌」；唐太宗所刻者，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；晉天福所刻者，文曰「受天明命，惟德永昌」。《太平御覽》又記卻恢表慕容永所奉之璽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壽昌」。可見古來所刻傳國璽不一，不得以璽文偶與斯篆合，遂指為真秦璽。拾得家所出，蓋亦後代續刻之物耳。楊用修謂：楊桓本善篆書，此璽蓋即桓偽作，使崔持以迎合皇太妃者。理或然也。奈何明成祖聞傳國璽尚在元嗣君所，而屢出師以冀反璧耶？永樂中，瓦刺馬哈木攻殺元主本雅失里，遣使上言，欲獻故元傳國璽，後仍不至。《明史》：宣德中，瓦刺部長脫歡得前元玉璽來獻，宣宗敕諭曰：「前代傳世之久，皆不在此，王既得之，可自留用，不必來獻。」英宗復辟，孛來遣使欲獻璽，帝亦敕曰：「璽己非真，即真亦不祥物，獻否從爾可也。」弘治中，陜西巡撫熊又得一玉璽，孝宗因傅瀚言，亦僅藏之庫。其識皆過文皇遠矣！姜紹書《韻石齋筆談》又記：天啟四年，臨漳縣生員王思極等，得玉璽於漳河之濱，其文「受命於天，既壽永昌」。河南撫臣程紹具表進之，上御皇極殿受賀，得璽者僅賞銀五兩。而魏史賢欲令天下有司赴京慶賀，以尚寶卿姜志禮言而止。成祖且然，固無怪魏閹之張大其事也。三代以上以禹鼎為重，六朝以上以秦璽為重，蓋風尚如此。 |
《卷二十一》
| 3 | 上巳、端午、除夜《韓詩》：鄭國之俗，三月上巳采蘭水上，祓除不祥。蓋用三月中第一巳日，如上辛、上丁之類也。《後漢書》：上巳，官民皆於東流水上祓除宿垢。則猶用巳日，後乃但以三月三日為上巳，誤也沈約《宋書》以為自魏始。古時端午亦用五月內第一午日。《後漢書·郎ダ傳》以五月丙午遣太尉，又《論衡》曰：五月丙午日日中之時鑄陽燧。是午節宜用午日或丙日，後世專用五日，亦誤。按《周官》「涿壺氏午貫象齒」，鄭註：午：故書為五。然則午、五本通用。唐明皇八月五日生，宋表亦云：月惟仲秋，日在端午。猶以午為五也。後世以五月五日為午節，蓋午、五相通之誤。《老學庵筆記》云：《太平廣記》有《盧質傳》云：是夕冬至除夜。乃知唐人冬至前一日亦謂之除夜。陳師錫《家享儀》謂冬至前一日為冬住。蓋住與除同音，閩音同耳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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